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反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遏制校外培训野蛮生长，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学生的校园培训。校外培训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它在东亚、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呈现出多种形式，也在一些国家催生了补习文化，给教育生态带来了“次生灾难”。观察全球的校外培训生态及其治理措施，可为我国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编辑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学生家庭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这一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反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坚持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事实上，校外培训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其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结果显示，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考试成绩均位列全国前20名。显着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成绩。此前，PISA 报告将东亚学生取得的好成绩归因于持续的高学费参与率。剑桥国际评估部的 2018 年世界教育调查报告还显示，全球 43% 的学生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辅导。

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校外培训一直附属于主流教育，因此也被称为“影子教育”。可补充校外培训功能，帮助落后学生赶上教学进度；也可以以应试为主，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掌握提问技巧；以及为智力超群的孩子提供非凡的教育。全球校外培训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学科课程、校外课程（如小语种）、校内非核心课程（如音乐、体育）和学习技能课程。由于学科课程在入学考试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学科辅导的需求往往最多。例如，中国香港的中考科目是数学、英语、中文和通识教育，这些科目的辅导需求特别高。

东亚：学科辅导成为常态

东亚的家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子教育”也是相关学者观察日本学习学校现象后提出的术语。 1960年代，日本和韩国形成了课外培训，现在几乎是东亚学生的常态。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家长甚至因为这种“常态”而被迫送孩子上补习班。韩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75%的韩国学生参加了课外辅导英语培训教育，而在首尔，这一比例达到了80%。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学费均在50%以上。

东亚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高需求和悠久的历史，与崇尚教育的儒家文化传统和“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密不可分。儒家文化对家庭和传承的重视与家庭财富增加和家庭规模缩小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使得父母越来越难以承担教育失败的后果。

欧洲国家：学费两极分化

在东亚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不乏校外培训。然而，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学费相对较高，如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但校外培训并不是这些国家学生的主要学费形式。这些国家的补习课程更多由学校提供，旨在为落后的学生提供支持性辅导。同时各国校外培训生态的“影子教育”直视，“一对一”辅导在这些国家更为普遍。

从下表可以看出，一些欧洲国家的学费参与率极高。例如，希腊的补习率最高，在商业机构中有 51.4% 的学生和 52.5% 的补习教师。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希腊学生都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辅导或辅导。这种极端的学费率，可能与重视教育的传统希腊文化有关。

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北欧地区的学生学费是世界上最低的。在北欧地区，国家资助的义务教育体系比较完善，虽然也有课外附加课程，但这些仍然是在现行的学校体系下开办的，是学校满足部分学生需求的一部分。 校外组织的私人补习的历史相对较短。普遍的家教模式是类似于“家教”形式的“功课家教”，而这种模式的流行可能得益于家庭服务减税改革。

近两年，北欧国家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成绩排名有所下降，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拉大，这也为家政服务市场的拓展提供了契机但总体而言，北欧五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的优质教育资源并不稀缺。有人说，如果你问芬兰学生哪所学校最好，答案是离家最近的学校；但如果问中国学生哪所学校最好，答案可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不平衡，使得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校外培训行业也因此有了野蛮成长的空间。

北美和澳大利亚：帮助弱势学生进行辅导

北美和澳大利亚学生的学费普遍偏低，在商业机构的学费比例更小。这些国家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政府将课外辅导视为帮助弱势学生和确保教育公平的一种方式，例如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澳大利亚的教育券计划。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校外培训都与教育体系的筛选机制息息相关。在北美，艺术、音乐和体育方面的私人补习以及辅修语言课程等课程非常普遍。学生希望在这些领域发挥潜力，取得好成绩，从而获得大学奖学金或进入高水平大学。还有少数体现“素质教育”的天价夏令营。目的是提高学生在某些领域的能力。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养的一种方式，也是家长为孩子“提升背景”的有效手段。

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家教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即校外培训伴随着主流教育评估和筛选体系的出现，其发展也伴随着教育的步伐。主流教育改革。那么，多元学术评价体系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或许是解决我国重视学科应试培养问题的途径之一。

概述：经济、地区和年龄因素影响学费

校外培训参与率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比较明显。一般来说，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的学费参与率较高。但在全球范围内，辅导存在于任何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在东欧、南亚和非洲等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教师收入水平低，他们通过为学生提供家教来谋求额外收入，这也成为推动校外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地区的培训行业。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教师腐败。研究表明，在尼泊尔、印度和格鲁吉亚等地区，提供家教的教师通过减少课堂内容来增加学生对家教的需求，直接导致贫困学生​​不参加家教。 相比之下，香港、新加坡等地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较高，而东亚地区道德水平较高，因此这种“教育腐败”在香港、日本和韩国相对较少出现。 .

除了辅导规模和形式存在差异外，不同地区和学龄组学生的辅导参与率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学科考试与“上大学”息息相关。随着各地区学生成绩的提高，补习的比例也会相应提高。一项爱尔兰研究表明，45% 的学生在高中最后一年接受了带薪补习。中国香港高三学生的学费参与率也是最高的。韩国比较特殊，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班的比例最高，初中下降，高中下降到68%左右。日本高中的学费也低于初中。究其原因，可能是日韩职业高中脱离了通识教育的推广模式。在新加坡，小学毕业考试是一个重要的筛选节点，所以小学课外辅导的强度也高于中学。这些学费率的差异和变化除了反映不同地区不同的教育制度结构和筛选机制外英语培训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差异。这种现象也需要学校制度做出一定的改变，以应对社会结构的变化。

校外培训是全球的常态，但激励措施不同，供应商不同，形式和内容也不同。我们需要认识到，校外培训文化一旦在社会中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有学者认为，通过扩大招生规模，降低入学门槛英语培训教育，可以缓解校外培训压力。然而，东亚社会并未实现这样的愿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是把升学问题变成了“上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事实上，中国香港大学扩招，日本低生育率导致的大学生短缺，并没有降低这些地区和国家学生的学费参与率。中华台北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希望通过开辟新的教育途径来实现教育体系的多元化，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减少学生和家长对补习班的需求，反而导致对非学科辅导的需求。

随着社会评价和筛选机制的改革英语培训教育，未来可能会有新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市场行为或许难以制止，但我们可以尽量从与校外培训的“妥协”转变为更符合学生个性和教育规律的独立“选择”。目前，比“围剿”校外培训机构更重要的是与各方合作，实现教育功能。教育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提高社会地位的方式，而应着眼于人自身的塑造和提高。

（作者：关承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