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改变命运》外教版:为农村孩子打开一扇窗
华源小学的孩子们与外教“热身”。殷梦浩摄
本报记者尹梦浩
这似乎是“屏幕改变命运”的“外教版”。
与去年成为热门话题的成都七中网课类似,也是一个偏远地区学生通过网课获取优质教学资源的故事。 然而主角却变成了一群远隔重洋的小学生和外教。
这项由新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在线英语外教项目,自2015年以来已扩展到全国16个省市的400多所学校,覆盖师生24000余人,集中在国内三线城市以下地区。
在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环境下,一周一次的外教直播课,能产生多少实效?
在项目首发地河南省孟州市,实验班现已增至5个。 每当提到“变化”,这个偏远县城的英语老师总是说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而不是“成绩提高了”。
不再只着眼于提高考试成绩,更多地关注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屏幕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意义或许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后者似乎更贴近教育的本质。
“原来英语课还可以这样教”
位于孟州市中心的汉育小学,距离上课10分钟路程。
英语老师闫娜正在调整舞台上的设备。 近六十名孩子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乖乖地等待着,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激动。
上课铃响了。 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我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画面,但听不到人声。 燕娜赶紧叫来后台,同学们开始骚动起来线上英语外教课,燕娜只好带领大家先朗读。
漫长的15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全班同学都挺直了脊背。
另一端,外教微笑着对着镜头挥手:你好吗? (你好吗?) 另一端,同学们响亮整齐地回答:我很好。 谢谢,你呢? (我很好,谢谢,你呢?) ——网络终于正常了。
与传统课堂相比,直播课确实麻烦不少。 课堂外教,但中英语老师必须在场,不仅要保证正常交流,还要翻译、提示、点名。 被要求回答问题的孩子们必须一路小跑到台前,靠近摄像头和麦克风与外教交流。
经过将近两年的磨合,这堂课进行的很顺利。 学生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类型的课堂。 他们上台后大方地向外教介绍自己,离开前挥手告别(goodbye)。
如果回答正确,外教外教外教大拇指:“很好!” 热烈鼓掌:哇,你真聪明! (你真聪明)然后在屏幕上发一个大大的奖杯图案。
第二天线上英语外教课,市区另一所学校华源小学的外教课与其说是英语课,不如说是体育课。
“大家起来!(Everyone, stand up)”一开始,外教在屏幕上表演着各种武术动作,还发出了奇怪的尖叫声。 孩子们被逗得哈哈大笑,纷纷模仿,跺着地板,热身后坐下。
提问环节,几个男生直接跑到讲台上回答。 薛云霞老师只好出来维持秩序。 但是举手的人太多了,她根本喊不出来。 有的同学上课一直举着手,后排的同学干脆跪在板凳上给老师看。
课堂高潮是孩子们答对后与外教线上“击掌”。 热闹得就像开运动会一样。
“完全释放你自己。” 下课后,薛云霞笑着对我说,舞蹈和唱歌是每节课的一部分。 “带了外教才知道,原来英语课还可以这样教,孩子也很喜欢。”
然而,将同样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搬到农村学校,则是另一番景象。 大定小学、东小筹小学和汉源交通希望小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英语基础相对薄弱。
有的同学刚给自己起英文名字,还特地做了垫子卡片或帽子作为课堂道具,虽然有些明显不能叫名字,比如Sunnyboy(阳光男孩),Learn(学习),还有一个误叫Lincoln的男孩(林肯)写成林肯。
汉源交通希望小学4班和2班的学生本学期刚刚开始外教教学,紧张万分。 外教问问题,中国老师问了五六遍,没人回应,最后只好更生硬了。
一个坐在后排的男生几次想要举起手,最后还是默默地放下了。 “为什么?” 我下课后问他。 他害羞的挠了挠头:“我怕搞错。”
但不管是自愿上台还是被迫上台,每个孩子都面带微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东小筹小学校长薛红光说:“如果学生能和外教交谈,他们会兴奋好几天。”
“外教发挥了一半以上的作用”
在中国,英语外教并不陌生。 20世纪80年代,只在少数高校任教外教已经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各级中小学,甚至早教培训班。
然而,对于大多数县城和农村的学生来说,外教仍然是一种奢望。
以孟州为例。 这个只有40万左右人口的河南县没有铁路。 多年来,与外界接触的唯一公共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 开车到最近的大城市洛阳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坐车进入孟州,看到路两边农民晒着刚收割的玉米和花生。 城市四周,高低错落的白色厂房和烟囱,还有几栋待售的新楼。 这个小城市的城市化还在进行着20多年。
事实上线上英语外教课,孟州曾经有过外教。 汉育小学的前身是一所私立双语学校,但因办学水平低,生源严重不足而停办。 政府于 2008 年收购了它,并将其改造成一所公立小学。 10多年过去了,孟州从小学到高中仍然没有外教。
“资金有限,学校用不起。”赵顺鑫说。 孟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地方新教育“英语课堂”项目负责人。
在农村,连基本的英语课堂教学都难以保障。 2015年,新教育基金会在走访乡村学校时发现,农村专任教师短缺,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成绩不佳。 在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学科中,英语尤为明显。
“有的学校五年级还没有开英语课,有的学校英语课已经中断了半个学期。” 基金会秘书长齐兴云说,“根本问题出在英语教师身上。”
薛红光解释说,农村小学规模小、结构复杂,学生人数逐年减少。 一位老师主持多节课是很常见的。 英语专业的全职教师基本没有,更不用说家长了。
为此,新教育基金会推出“英语课堂”公益项目,试图通过欧美外教英语在线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设备和课程费用由基金会承担。
2015年,第一个实验点在东小筹初中成立。 考虑到资源的宝贵,学校每次都允许近百名初一学生到礼堂听课。
“学生们都很喜欢,因为他们觉得气氛轻松,没有压力。” 当时负责初一英语教学的杨立杰老师记得,就连一些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强的孩子,也开始说话慢条斯理了。
当时的校长赵洪新说,孟州初中英语教师约有50人。 以前,杨丽洁的个人成绩一直在20左右,后来一直停留在全市四五名的位置。
杨立杰肯定地认为,这与外教班有直接关系,“外教班起到了一半以上的作用”。
2018年,基金会将孟州的教学点增至5个,由当地教育部门全部分配到小学。
“孩子在学习,老师也在学习”
冷场是每个英语课堂前期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即使是活跃的华园小学六、四班也是如此。
“没人说话,我就硬着头皮先把优秀的学员叫来,其他人慢慢领。” 薛云霞说道。
“第一次上台好紧张,灵魂都要飞出去了!” 李东这小子夸张的说。 ”外教说了很多我们不会的词,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很尴尬,只能向老师求助,下课再努力。” 另一名学生刘璇说。
同学们一致认为,这堂课最喜欢的部分是“free talk”,因为在这个部分,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部分。
起初,问题主要集中在“你是哪里人”、“你喜欢吃什么”,还有一些孩子贸然问女老师“你今年几岁”。 后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 前不久,一位“学霸”还能和外教热情地讨论汽车品牌。
后来,原本在外教课上起到桥梁作用的语文老师的作用逐渐弱化,直至彻底退出。 中文老师不在,学生们的反应更积极了。
家长们也意识到孩子的学习热情。 一位家长回忆说,以前孩子背课文时,总是皱着眉头。 他说:“孩子们在看英语绘本和电影时,经常会从嘴里说出几个英语。”
外教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个优等生想了想说:“外教说的是外语。”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在传统的课堂上,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中学习英语,混合着中国人的习惯。” 孟州市教研培训中心主任李永生说,虽然一直强调“全英文教学”,但教师几乎没有。 做吧。
事实上,我国小学英语教学的历史还不到20年。 2001年,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决定把小学英语课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市、县、镇小学全国各地逐步开设英语课程。
当时,英语教师极度短缺,全国有大量非英语专业的教师,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很快就调动起来。
原本在农村教中文的薛云霞,当年是一名转校教师。 后来因为教学出色升入初中,教了3年英语,但总觉得发音和理论知识有所欠缺。
张洹也类似。 她带的班已经有两节外教课了,但听到有记者要上课,她没了勇气,让同事代替自己上台。 她觉得自己“不专业,不自信”。
从教近20年,他们现已成为教学团队的中坚力量,多次获得教学质量奖。 但和同学们一样,通过直播课和老外交流还是第一次。
在外教背景下,中国老师的发音总是显得不太对,比如把Angel读成“安久”,或者把ing读成中文的后鼻音。 有的人还记得刚开始工作时,用中文标注英文口语甚至是常见的速成法,比如在早上好旁边写上“古德茂宁”。
“学生在学习,老师也在学习。” 张欢最近下载了几款英语软件,每天都在背单词和《900句英语常用句》。
“不要只关注成绩”
原本作为延伸和补充外教班,逐渐成为主流英语班的效仿对象。
中国老师在课后磨练口语,用书上常用的表达方式剪纸背诵,组织孩子们唱歌、跳舞、比赛。 以前他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都是说中文,现在,他们也跟着外教着用肢体语言或者学过的词汇来帮助学生理解。 “随时提醒自己,我们是英语老师,又要用中文了。”
只是他们还是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课堂形式多么花哨、多么有趣,孩子们最终还是要参加考试。 薛云霞担心一周的四节英语课中,外教占了其中一节,会阻碍上课进度。 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
华园小学64班原本不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级,但最近一次考试的通过率是100%,最低分是78分。 而其他班都不及格,甚至超过30分。 在最近举行的全县英语演讲比赛中,本班两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分获一、二等奖。
有许多难以量化的变化。
”孩子胆子比较大,他不怕老师,随时随地都敢跟你讲,不管是对是错,下课了他也会找你,哪怕是和学习无关的事情。”他和老师之间没有障碍。” 赵立军说。
薛云霞还发现,一些各科成绩相对较差的后进生在外教中表现非常积极。
她提到了李冬,一个经常被人诟病调皮好动的男孩。 曾经外教问大家:冬天你喜欢做什么? 他赶紧回答:我喜欢吃冰淇淋! 外教哈哈大笑,对他赞不绝口。
“在我们眼里,不好学的孩子,被外教表扬后,自信心真的提高了,我觉得之前可能是我们太苛刻了。” 曾被孩子戏称为“大魔王”的薛云霞说,表扬学生是语文老师尤其需要学习的。
“虽然这些都是细节,但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性格乃至一生,作为老师,不能只看成绩。”
现在,她自觉不再板着脸跟孩子说话,尤其是对中学生和学困生,说“wonderful(大)”的次数越来越多,哪怕对方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不过外教好像还是没开,表扬还是有点矜持的。” 她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为农村孩子打开一扇窗》
每次旁听结束,我都会随机邀请几个同学聊天,但最后总是浩浩荡荡地跟着半个班级。 大家争先恐后地表达对班级的热爱。
只有一个成绩最好的男生向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建议:我希望每个班级都能有外教。 的确,每次下课,窗台上都会冒出几个小脑袋,用羡慕的目光往里张望。
“我上了三个班,其他班的孩子总是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外教?也有其他班的家长问:能不能换班?” 面对这些问题,燕娜常常不知所措。 回应。
“课还是太少了。” 赵顺心叹了口气。
他记得,县里40所小学中的5个名额,教育局权衡了很久,怎么分配。 起初《屏幕改变命运》外教版:为农村孩子打开一扇窗,他们想把所有的屏幕都放在市区,因为城市班级大,人多,农村学校一个班的人数只有城市的一半。 但最终局里还是放了3个在城市,2个在农村。
五所学校的“英语课堂”布置也各不相同。 有的采用跟踪制度进行对比试验; 有的永远固定在四年级二班; 有的继续给孩子分班,让更多人进入“英语课堂”。
一件好事似乎造成了新的不平衡。 教育如何公平,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赵顺新听说,在四川和山东,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已经开始投资建设“英语课堂”项目,覆盖当地所有小学。
“目前,我们只能利用好现有资源。” 他一再叮嘱每一批进入“英语课堂”的学生:“你们真的很幸运,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但是为什么要学英语,跟外教上课有什么用呢?
来自城里的孩子刘璇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回答:“我打算以后出国留学,提前认识外教,以后适应得更快。”
曹佳也有了明确的方向:“我打算考洛阳或者郑州的外国语学校,听说那里有真正的外教。”
相比之下,农村孩子给出的答案就显得有些理想化了。
“我爸妈做生意,我想去国外做生意。” “我可以用英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
孟爱梅老师记得,孩子们在写感想时,很多人都表达了出国的愿望线上英语外教课,尽管他们对国外的想象还停留在“繁荣”、“美丽”、“发达”上。
“有人说,等他们长大了,会去美国学习很多先进技术,回来报效祖国。” 说到这里,她有些感动。
这些目标可以实现吗? 他们能走多远? 将来有多少人会用英语? 没人知道。
“我不能说现在效果如何,但我们还是要从长远来看。” 汉源交通希望小学校长马延军直言,“坦白说,我们的大部分学生未来可能还是和父母一样,成为最普通的基层农民工。”
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农村学生更需要外教,就像为他们打开一扇窗。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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