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441个真实故事

我叫林隆波，从事外交工作6年，从事翻译工作19年，服务过三代国家领导人。

1997年，我被外交部选派到古巴留学，两年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在等待调职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们对她一见钟情。

在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六年里，我从一开始觉得“很神奇”，到深刻体会到“外交上再小的事也无所谓”，再到在“外交事业”与“家庭牺牲”之间挣扎，最终选择辞职，成为一名专职翻译。

在使馆工作的六年外交生涯将令我终身难忘。我愿借此机会向辛勤耕耘在外交战线的各位领导、同事、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家三口出席使馆春节招待会）

我是江苏江阴人，1977年出生在一个叫硚岐镇的小镇，后来镇乡合并，镇改名为徐霞客镇，我和大旅行家徐霞客是同一个家乡。

镇上的街道都是青砖铺砌，主街的东端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拱桥，叫东木桥。小桥流水，小巷里的房子、黑瓦白墙，小时候的家乡就像一幅江南古镇的水墨画。

我的爷爷是个传统的手艺人，每天早上早起，提着茶壶，到茶馆喝茶听书，然后回家开始一天的木工活，一直忙到晚上，有时晚上还会去镇上的“温汤”洗澡。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由于“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建起了很多新工厂。改革开放后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就是轻工业，比如纺织业。我父母上班的工厂是做印染设备的，赶上了那一波发展，效益很好。

整个小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街道由原来的青砖路变成了水泥路，镇外的道路也拓宽成了柏油路。

街道两旁新建了一排五六层高的小楼，看上去十分气派，还建了一家电影院，现在看来规模颇大，当时是全镇的骄傲。

（童年电影院和剧院，建于1980年）

从茶馆里听故事到电影院看电影，从传统到现代化，只用了几年时间，改革开放就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我大概只有10岁左右。

我很幸运能在很小的时候见证整个过程。

小学从老四合院搬到了新建的楼房，楼台亭阁，像个花园。另外还增添了许多教具，还开设了各种兴趣小组。我在绘画方面有些天赋。

当时我的心情是那么的幸福，对教室里贴出来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宣传画充满了向往。

爷爷常说要勤奋，他那种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父母也很勤奋，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看到爸爸开着灯干活的情景。

回想起童年的时光，那些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依然让我激动不已。父母、祖父母为了生活、为了家庭的辛勤劳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普遍都是这样的，为了家人，愿意努力工作，奋斗。

（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旅行）

我的童年真的很幸福，自由快乐地成长着。初中的时候，因为有中考的压力，所以在兴趣爱好上做了一些让步。高中的时候，压力更大我是一名西班牙语翻译。我结婚 10 年才生了一个女儿。她 13 岁时就精通 5 种语言。，整天都在学习，有时候心情很压抑。

当时我们国家外事活动越来越多，外语受到重视，中文和英语一直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报考了语言课程。

最终我被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录取。

那时我已经18岁了，已经错过了从零开始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断被英语思维所干扰。因为两种语言都是由字母组成，但语法体系却完全不同，而且西班牙语的复杂程度比英语要大得多。

第一年结束时，我几乎张不开嘴，什么都听不懂，第二年还是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重度近视的人努力睁大眼睛却还是看不清楚东西一样，心里很焦虑。

大二结束时，外交部来我们学校招人，派不同语言的学生到不同国家研修，我被选中，派往古巴拉斯维亚斯中央大学攻读拉美研究专业。

（前往古巴前与父母在外交部前合影）

之后的两年我都沉浸在纯正的西班牙语环境中，突然有一天，我懂了。

在此之前，我听电视新闻和广播，听得懂话，但听不懂其中的联系，不明白说话者想表达什么，也不确定他们的立场到底是黑是白。

那一刻之后，我再听他说话的时候，就听懂了他在说什么，原本杂乱无章的话语，在我眼前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就像一只蚕，原本裹着一个茧，我往外看，看得见光，却看不清楚，听得见声音，却听不清楚。突然，我把茧咬破了一个洞，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蝴蝶。我可以探出头去看外面的世界了。

当时古巴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经常断水断电，生活必需品短缺，人们不得不靠食物券来获取食物。我们一行8名中国学生，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瘦，其中一人体重减轻了40多公斤。

（在古巴大学校园里）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我的论文导师40多岁了，夫妻俩都是大学老师，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她家请教论文，老师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吃饭。

结果，吃饭的时候，她家根本就配不上一套完整的餐具，锅碗瓢盆都是玻璃的、瓷的、塑料的、铝制的，而且都很旧了。

看到老师一脸的尴尬和羞愧，我们两个人心里都很难受。

后来我和同学们去了古巴的一家外汇商店，那里卖的都是进口商品，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凑了点钱，买了一套餐具送给了老师。

老师抱着我们哭了，是真的昂着头哭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真是太伟大了，相对于古巴，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前）

大学里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有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有拉美的墨西哥、哥伦比亚有没有两岁一对一外教，还有北非、阿拉伯国家等等，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由政府派来的，所以会互相比较。

在那个年代，我们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每逢周末，其他国家的学生们喝酒、跳舞、看电影，学校活动室里音乐声震天动地。

我们几个人要么在教室里学习，要么在图书馆看书。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甚至和别人聊天时，也是为了练习口语。

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态，大家都在努力完善、发展、进步，与其他国家留学生“人生不只是学习、工作，还要快乐地生活”的心态截然不同。

二十多年后回首，大多数国家都原地踏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有的甚至陷入战乱，国破家亡，令人惋惜；有的国家则走出弯路，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在内乱中走向繁荣。

但真正取得了巨大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只有我们国家。

（女儿7岁时参加《西班牙达人秀》获得“金纽扣奖”）

毕业前，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深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们在古巴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愤怒。

一个月后，我们就要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外交部的队伍了，当时我们的使命感就非常强。

于是我们自己拿着横幅，在学校里游行抗议，但我们觉得很无能为力，只能举着横幅，四处走动有没有两岁一对一外教，喊口号，却做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心情很复杂。

6月中旬，我留学回国，不久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在使馆被炸事件中遇难烈士家属和受伤同事，烈士父母欲哭无泪的沉重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担任孔子学院多次地区会议同声传译）

随后的几个月，我在北京等待着一个海外任务，没想到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的妻子，说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面是在电梯里，她很漂亮，给我的感觉很酷，很干净，很整洁。

我的性格比较肤浅，做事也不是很果断，她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两三个月后，我在一家快餐店又碰到了她，没想到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还能再见到她，我怀疑自己眼花了，简直不敢相信。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也认出了我。后来她告诉我，第一次偶然见面，她也对我印象深刻。也许这就是缘分，我们一见钟情。

后来我们约好一起去公园玩，一起看电影，都是很老套的约会方式，那是我从小到大最快乐的时光。

不久，我被派往驻西班牙大使馆常驻工作。

（1999年与夫人游昆明湖）

初到大使馆时，我还是个年轻人，能与国内家喻户晓的大人物面对面交流，感觉像做梦一样。

如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举办1990年亚运会和北京成功申办2001年奥运会给予了大力支持。

还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国家领导人或者高官来访，与西班牙王室、高官、社会名流等等见面，我看着使馆里的前辈们，他们的眼睛都闪闪发亮。

随着工作深入，我逐渐意识到，真正的外交工作绝非光鲜亮丽，日常工作大多很基础、很琐碎。

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研究、学习，制定具体计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几位大使的辛勤工作也让我受益匪浅。

“外交无小事”，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告诫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驻外外交官，我们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追踪、放大、评判。

许多平常的琐事里都隐藏着很多深刻的含义，好像有一根小鞭子，时刻鞭策着我们要谨言慎行。

（与萨马兰奇面对面，右边拍照的人是我）

我第一次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担任翻译，是当时有一群西班牙律师来使馆咨询一个清末遗留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在西班牙方面，却被认为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正好使馆里有国内的专家，我们就请他来解答，虽然不是正式的工作会议，但外交无小事，尤其涉及到历史问题，影响非常大。

驻外人员每两年可以回国探亲一次，那时候网络还没有现在发达，我和妻子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一来一回大概要一个月，我们保存的信件已经堆积成两大摞了。

幸亏后来有了IP电话，就是先拨后转的那种，比国际长途便宜，但还是很贵。她打电话找不到我，我只好给她打电话。那两年我工资几乎都花在打电话上了。

我回国休假的时候跟爱人结婚了有没有两岁一对一外教，为了在一起，她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跟着我去了西班牙。

幸亏当时我和妻子刚刚步入社会，工作时间不长，如果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者一定的职位，就不会那么容易做出离开的决定。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与前西班牙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博斯克）

很多外交官的配偶因为要工作，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无法随行，那段时间，大部分外交官都是孤身一人，孤单一人。

在家里只有配偶一人要照顾很多事情，另一半无法在外面帮忙，这样很容易导致两人的关系出现问题。

我有个同事，把工资全部花在打电话上，结果双方不但没聊天，没维持感情，反而吵架，也有很多因为长期分居无法挽回而离婚的。

无论从个人还是家庭角度，外交官们的努力和牺牲只有亲身参与才能体会到。

借此机会，我谨向在外交战线辛勤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真是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2005年，我的任期结束，我回国一段时间，想到如果被派往其他国家，我和妻子就不能在一起了，心里就很难过。

我刚结婚，正处于恋爱中，不想和妻子分开，也不想经历其他同事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提交了辞职申请。

（我的妻子和女儿）

后来我们回到西班牙，从事不同的工作。

有一天，一个中国朋友来找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帮忙，因为他的公司有翻译工作，但找不到人。于是我就去了。

之后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能做翻译的人本来就不多，当时中国和西班牙，甚至整个欧盟的关系都很融洽，翻译需求量大增，后来公司那边我也顾不上了。

于是我辞去了工作，只做了大约半年的全职翻译。

2009年，一家西班牙公司到使馆洽谈业务，我作为翻译陪同。时隔四年再次见到使馆的同事，我非常感动，他们见到我也很高兴，仿佛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就在昨天。

此后，每当国内一些重要代表团来访需要翻译时，他们都会推荐我，因为他们认识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工作能力。

我参加过200多个省部级会议，服务过好几位国家领导人，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国家的奉献精神。

我从未想过，我能以个人身份与使馆重建关系，继续服务于外交事业。

（我在同声传译室）

翻译这个职业很适合我的性格，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我很喜欢。

译者就像一个工匠，可以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进行无休止的打磨，我自称是一个“工匠翻译”。

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我从来不觉得是负担，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要是有一种药能让我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就好了。

每个深夜，看着键盘里流淌出来的一行行句子，感觉自己编织了一块精美的锦缎，很有成就感。

恍惚中，我仿佛看到小时候爷爷和爸爸在灯光下劳作的身影，还有大使们日夜操劳的身影，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坚持下去的动力。

两年前，在一次网络会议上，我担任网络同声传译，摄像头里看到了外交部的一位学长，他选中我在大二时去古巴研修。

我印象里他很能干有没有两岁一对一外教，很有朝气，25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聪明能干，只是现在头发花白，也不再在原单位工作了。

当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我差点哭了。他的声音和语调还是那样，但显得老了一些。我们已经25年没见面了，现在我们又处于不同的位置。我感到非常激动。

（在两国作家交流会上，我为莫言做翻译，他把书送给了我）

结婚第十年，我和妻子生了一个女儿。

我们之前没有孩子，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养育不了孩子，而且如果突然有了孩子，我们担心这会成为我们关系的障碍。

我们两个人是相互选择的，彼此都觉得很契合，也很喜欢对方，我们很珍惜这份缘分。

我女儿现在13岁了，有很好的语言天赋。中文是她的母语，后来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和英语。2岁时她就能和外教交流了，于是又安排她学习德语和俄语。现在她可以流利地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切换，而且她乐在其中。

我父母、公公婆婆都在中国，除了疫情，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回国呆一个月。

去年我回国的时候，发现我长大的剧院被拆了。我感到有些难过，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但这也是为了迎接更大的发展。我真的很惊讶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

（女儿拉小提琴）

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大发展，是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奋斗的结果，是一代又一代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全社会同心协力，推动各行各业充分发展，一点一滴的积累，带来了质的飞跃，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我感恩自己生在新时代，赶上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感恩上一辈人的辛勤耕耘，让我能够站在更高、更自由的舞台上。

【口述：林龙波】

【撰文：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