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高丹、实习生赵梦圆

人类的语言有6000多种，彼此之间差别很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建明近日作了题为《语言是一种资源——研究语言很有趣》的讲座。在讲座中，语言是一种神奇的社会现象，它可以是黄金、玉石，是治病的良药；也可以是伤人的利刃，是攻击的利器。而我们越来越发现，语言正成为一种竞争力量和一种重要资源。在讲座中，陆建明教授还介绍了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并用生动的案例阐述了研究过程中的发现和经验，指出了语言研究对公众的现实价值。

陆建明先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国际汉语语言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为国家语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等。主要代表作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20世纪8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新加坡汉语语法》、《谈汉语走向世界》等。以下内容根据陆建明教授讲座《语言是一种资源——兼论学习语言的趣味性》内容整理而成。

陆建明、马震

我们如何理解语言？

从语言表达方式来看，语言有三种类型：口语，即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的口头语言，是语言表达的最基本形式；书面语，即以文字记录的语言形式；体态语，主要指听障人士使用的手势语言。在迄今发现的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少数语言有书面语言，大多数语言没有书面形式。人类发明文字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标志着人类向文明社会又迈进了一步。

从语言的本体性质看，语言是声音与意义相结合的复杂符号系统，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可以克服口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

从语言的功能来看，过去有三句古话：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为人们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我们考虑问题其实就是在用语言；语言是记录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绘画、音乐、舞蹈等也起着记录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

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我们对语言有了两种重要的新认识。

首先，在语言的本体论层面，我们应该认识到语言其实有两种：除了可以听到和看到的语言之外，还有存在于人类大脑和思维中的语言。有的学者把存在于人类大脑和思维中的语言称为内部语言，而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语言称为外部语言。因此，语言的研究需要从认知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

第二，从语言的功能上看，语言成为一种资源。

语言作为一种资源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当今社会，语言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点？

对于个体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生存、发展、与他人竞争的重要条件。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学好汉语是学好一切的基础。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研究千禧年时说，21世纪的年轻人至少要掌握三门语言，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对语言的论述也充分说明了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对个体的重要性。

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大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首先考核的是应聘者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包括母语和外语，口语和书面语，可以说语言素养和语言水平其实是和薪资挂钩的。

语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以新加坡成功的发展经验为例。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当时的新加坡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四种人群组成。华人占绝大多数，但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政策。政府机构、经济领域、教育领域都使用英语。同时实行双语政策。每一个族群，不管你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其他族群，都必须同时接受英语教育和母语教育。

现在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因此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与各方面获取信息的能力（如国防、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储备、利用和保护信息资源的能力以及国际竞争的能力呈正相关。因此，任何国际交流与谈判有声英语口语，以及国际利益的追求与维护，都需要语言能力的支撑。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还包括语言人才的竞争、语言技术的竞争，甚至语言意识和语言规划的竞争。许多发达国家早已从战略高度看待语言问题，出台了语言方面的政策法规。

现在语言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语言经济服务”。现在我国的语言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九大类：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出版业、语言康复业、语言测试业、语言创意业、语言艺术业、语言会展业、语言信息处理业。语言产业能为国家直接创造可观的产业产值。2020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经营的语言服务企业超过40万家（403095家），以语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8928家，总产值384亿元，年均增长3.2%。2020年语言服务产值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有声英语口语，但也达到了366.25亿元。

报告还显示，全球语言服务产值保持上升趋势，2019年总产值达到496亿美元，11年来全球服务业年均增长率达7.76%。

语言在我国这次脱贫攻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语言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语言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有四个方面：第一，考察和描述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在考察和描述的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作出最科学、最合理的解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第三，服务于语言应用，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语言研究也不例外；第四，进行理论建设，因为描述、解释、应用都需要建立一套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现在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专家们，正朝着这四个方面努力。

以下是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一些例子。

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结构》一书，为进一步探究人类语言机制以及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体特征开辟了新的天地。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有以下基本观点：孩子生来就带有一种内在的语言装置，当家人不断和他们说话时，这种语言装置就被激活，孩子逐渐学会说话。这是对结构主义“刺激—反应”的“白板”理论的否定。人类的语言有6000多种，彼此之间差别很大，但其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差异是由参数引起的。这就是乔姆斯基提出的著名的“原则与参数”理论。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去韩国旅游。在一次聚餐的时候，一个不是语言学专业的朋友请我讲解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我并没有直接从学术的角度给他讲解这个理论。我叫服务员拿来一些方形餐巾纸重新发现汉语之美 | 陆建明：语言研究很有趣，给每个人一张。然后我让大家按照我的指示去做——我给了四个指示：对折、再对折、再对折、撕掉一个角。然后我让大家把纸展开。大家都按照四个指示去做，这是共同的原则，但是最后大家展现出来的纸的形状却各不相同。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定每一步怎么做，所以可能会不一样。这是参数不同造成的。语言也是一样，6000多种语言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比如及物谓语动词要有施事者、动作、受事者，就是这个原则。 但这三个成分怎么排列有声英语口语，怎么表达，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不一样，比如我们中文是“施事-动作-受事”，而韩语是“施事-受事-动作”，这就是参数的不同。

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还有另一个重要理论——“经济性原则”，即任何语言表面上都有无数的句子结构，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少数几个基本结构通过一定的规则转化而成的。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力求经济。转换生成学派也认为，一切规则都是内在的，与语言之外的事物无关。这种观点不符合现实，也引发了学界的批评。

乔姆斯基的理论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以外，功能语言学学派、认知语言学学派也相继涌现，形成了形式、功能、认知三大学派并立的局面。

这三个学派对语言的看法不同，切入点不同，对研究的期待也不同。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研究要从交际的角度出发。语言变异也是由于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研究的成果要能为交际服务。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直接对应客观世界的，人是先感知客观世界，然后逐渐在认知领域形成概念、概念结构、概念框架，再投射到外部语言中去。因此，不能认为所说的就是客观存在；同时，要注意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各种语言现象。形式、功能、认知，表面上看似不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科学领域，任何理想的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决一定范围内的问题，解释一定范围内的现象，超出这个范围，就无能为力了。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并不代表缺点，在科学领域，不存在什么可以包罗万象的理论方法。 客观世界本身太复杂，我们只能在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不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才能一步步认识它。

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的著作在全国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朱先生的核心贡献，是彻底领会了结构主义的本质。结构主义讲的是形式，而朱先生则强调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他说：“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只重视形式，不重视意义，那就只能是胡说；如果只重视意义，不重视形式，那就只能是胡说。”从形式出发，就要在意义上找依据；从意义出发，就要在形式中找表达。这种观点，明确了语言研究中“形式与意义结合”的理念。朱先生本人也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真正体现“形式与意义结合”的研究成果，如《语法讲义》和一系列研究论文。 正是在朱先生的引领和指导下，汉语语法界越来越重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形义结合”。

青年学者千万不能忽视结构主义。掌握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是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的基本功。我经常告诉学生，死记硬背是不行的，要知道为什么这个词是形容词，那个词是动词。同样，取出一个句法结构，要知道它是主谓结构，还是动宾结构，还是动补结构。如果学习和掌握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就能够应付自如。对语言的描述主要依靠结构主义那一套，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有效的分析和描述语言的理论方法，主要用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释语言现象。

朱德熙《文法讲义》

语言研究很有趣

一般人们都认为学语言没有学文学有趣，因为大家对语言的了解并不多，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只要接触过文学作品，大家几乎都会百分百理解。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1955年我高考，考进北大中文系，学文学来的。中文系直到大二结束才把新生分为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中文专业，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语言都不太懂，北大中文系一般都是想搞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动员之后有声英语口语，我进了中文专业。毕业后我留在学校，进入现代汉语教研室。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之后，我才发现，学语言是一种特别的乐趣。

我们举一个语音领域的例子。

有位外国学生问，“好想你”三个字都是上声，怎么变调呢？我们都知道，汉语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音调，特别是上声经常变调，又称三声变调。三声变调的一般规律是：如果上声后面的音节是阴平、阳平或去声，如“小车”、“小时”、“麦麦”，“小”是上声，那么这个上声就变成半上声。如果上声后面还有一个上声音节，那么第一个上声就变成阳平，如“小小的”、“勇敢”、“雨篮”，第一个上声就变成阳平。

如果把三个上声字放在一起，其变调和其内部结构的结构层次有关。如果是1+2结构，如“好-雨桑”、“很-勇敢”，由于中间上声字“雨/勇”先变阳平，第一个上声字就变半上声。如果是2+1结构，如“展-馆”、“大概-有”，那么第一个上声字“展/也”就变阳平。中间的“览/许”读成阳平，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而“好想你”按照状语和中心词的定语结构，可以理解为1+2的“好+想你”，按照主宾关系，也可以理解为2+1的“好想+你”。这些不同的组合，就造成了两种读法。

我们再从词汇中举一个例子。

法国学生问，“Suddenly”和“Suddenly”的词性一样吗？这两个词意思相近，都可以作状语。很多外国学生以为这两个词是副词，甚至有少数汉语老师认为它们只是文体色彩不同，其实它们有很大区别。

它们在用法上明显不同，属于不同的词类。“突然”是形容词；“突然”是副词，只能作状语修饰语。例如，“突然”可以作谓语中心——“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就不能说“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突然”可以作宾语——“大家都突然感觉到了”，“突然”是“感觉到”的宾语，但不能说“大家都突然感觉到了”。“这场大雨来得很突然”，“突然”是“补语”，不能说“这场大雨来得很突然”。“突然”可以用“很”和“不”修饰，例如“很突然”和“不突然”，不能说“很突然”和“不突然”。

显然，“突然”既是形容词又是副词，“突然”因为只能作状语修饰，所以是副词。其实，当它们作状语时，也有细微的差别。比如，“注意，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要突然转身。”这种情况下，“突然”就不行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汉语中能作状语的词，并不是都是副词。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中明确指出，汉语中只能作状语的词是副词，类似“忽然”、“突然”等，还有其他同义词。例如“常常”和“常常”、“偶尔”和“偶尔”、“巧合”和“巧合”。“常常”、“偶尔”和“巧合”是形容词，而“常常”、“偶尔”和“巧合”是副词。它们的意思看似差不多，但一对比，就发现它们的用法明显不同，词性也不同。

最后给出了一些语法例子。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介绍马震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成果：“也”在并列复句中的语法意义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她选修了汉语专业高年级的《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专题课，在备课和阅读过程中，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的词典、虚词书、现代汉语教科书都认为，排比句、进行句、过渡句、条件句、假设句等复句中出现的“也”分别表示并列关系、进行关系、过渡关系、条件关系、假设关系。

复句中的“也”

马振教授对副词“也”在不同的复句中是否能表达如此多不同的语法意义表示怀疑。于是她收集了大量使用“也”的复句，并首先对并列复句中的“也”进行分析。她在语料库中选取了一个使用“也”的并列复句：

例 1：他吃了一个苹果，我也吃了一个苹果。

为了证实她的怀疑，她将这个例子与下面删除了“也”字的例子2进行了比较：

例2：他吃了一个苹果，我也吃了一个苹果。

学术界将例二与例一都认定为并列复句，因为二者都是并列地谈论两件事，由此可见，一个复句是否为并列复句，并不取决于副词“也”。

那么例一中的“也”起什么作用呢？经过对比分析，两个并列复句在表达上确实存在差异。例二没有使用副词“也”，只是客观地把“他吃了一个苹果”和“我吃了一个苹果”放在一起，没有其他特殊含义。例一使用了副词“也”，句子中明显暗示了后者与前者“类似”。

她初步得出“亦”代表相似，但她又疑惑：“亦”是否起到了“强化平行关系”的作用？她决定进一步验证——证实“相似”说，反驳“平行关系”说。

第一个验证是，如果并列复句的两个分句描述的是两件毫无共同点的事情或两种情况，我们能不能用“也”？例如下面的这些复句：例三：“约翰是美国人，彼得·柯是德国人。”例四：“妹妹在哭，弟弟在笑。”验证表明，如果前后句没有相似性，那么句子中一定不能用副词“也”。我们绝对不会说：“约翰是美国人，彼得·柯也是德国人。”“妹妹在哭，弟弟也在笑。”这再次说明，副词“也”在并列复句中起的并不是“加强并列关系”的作用，它的实际作用只是表达相似性。第二个验证是，如果描述的两件事情或两种情况有相似关系，一定不能用“也”？验证表明，是否用“也”要看上下文，是否需要强调两者的相似性。 马振教授运用同样的比较分析方法，对“也”在其他类型复句中的实际作用逐一进行分析，无一例外都只表达“类似”。

马振教授还从理论角度提出了虚词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虚词研究中，重要的是不要把虚词所在句型的语法意义强行归结到虚词上。这一原则在中国法学界得到了认可，并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想，这就是科研的乐趣所在，在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断进步。任何领域的科研都是用已知去寻求未知，价值就在于探索和创新。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新的事实，当我们用详实的客观事实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去纠正甚至完全纠正前人的某个表述，当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更有解释力的分析理论和方法时，我们会感受到辛勤劳动后收获的喜悦，会觉得做科研很有趣，做语言研究很有趣。

（编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访谈集《文心满天下：我和北大中文系》。为了回顾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者的故事，北大中文系策划了以“我和中文系”为主题的一系列中国学者访谈，并将访谈文本汇编成《文心满天下：我和北大中文系》。参与访谈的38位学者中有依然心系学科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有在讲台和办公桌之间忙碌的中青年教师。对陆建明和马震的访谈也被收录在《文心满天下：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书中，题为《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