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英语学习揭示了中国英语对英语世界长期封闭的好奇心；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充斥着“北京人在纽约”的文化冲突焦虑； 繁华传给外人的骄傲。

“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做的？”

1982年1月6日，中央广播局（现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张相山走进中央电视台电教部办公室，询问问题。

徐雄雄主任和同事们面面相觑。 就在前一天晚上18点20分英语应该从哪里开始学，他们改编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以下简称《Follow》）在央视播出。

许雄雄支支吾吾地承认节目是用英国BBC的现成素材编的。 “我没用外汇，只花了点人民币。” 我的同事正要过来打圆场。

“看到了，”张相山转身离开，留下两个字，“很好！”

没有人预料到随之而来的轰动。 中国日报同年报道称，“《关注》在中国有1000万观众，与我国电视台数量相当。”

政治的乌云刚刚散去，学英语的热潮席卷大地。

随着出国潮的兴起和考试制度的建立，这股狂热被饥渴已久的土地吸纳定格，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一成不变的风景； 而回首三十年，狂潮的暗流似乎来得非常早。 端倪揭晓。

“你要杜松子酒吗？”

1981年9月英语应该从哪里开始学，花凯瑟琳来到北京。 这位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发伦敦女孩后来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花可琳。

大国风云突变，才三年时间。 1978年，国民政府恢复出国选拔考试，中国向41个国家派出480名留学生。 50多名留美留学生参加卡特夫人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后，在服务台甚至分不清自己穿的是哪件大衣——西装和呢子大衣全是卡特夫人定制的教育部。

当他们在大衣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时代的变迁让人无法抗拒。 《北京日报》1978年发表文章，号召“努力掌握外语这把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 同年召开科学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整合渠道一经打通，便迅速扩张。 到1985年，中国共派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2万人次； 更重要的是，1981年，华克林刚到中国，国务院就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暂行规定》，真正点燃了热情学英语三十年，我们在学什么英语，托福考生人数从当年的285人迅速攀升1986 年增加到 18,000 人。

也是在1981年，首批公派留学生胡文中从澳大利亚归国，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 出国前，他还在建国饭店召开的外语教材发布会上，将大众对英语教材的期待描述为“等饭煮”。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许雄雄在BBC考察时看到了《Following》的样片，找上门来请来老同学胡文中，与前法文版主持人花华共同制作中文版节目克林。

《追随》卖到日本，赚了几十万英镑； 英国人猜测，封闭已久的中国不会接受一套充满西方生活方式的教育片，所以只花了几千英镑，出人意料地被录取了。

《跟随》播出当年，中国就有29个县市对外国游客开放。 松下电器等国际巨头纷纷进入中国。 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急需语言搭建桥梁。 因此，《追随》创造了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奇迹。

因为宣传单的出版，《电视周刊》的订阅人数一下子增加了50万； 正式出版的教材第一册销售数百万册； 配合上图； 二机部自发成立了“跟风”学习小组，把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看，模仿表演，还特地请来了胡文中观看。

学英语的热潮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 邓小平先后指示留学生要“数以万计，不只十个、八个”； 摒弃极端“左”倾思想，“留学生管理制度也应该改变”。 学点东西”。

高层意志有力推动了这个集体主义意识依然浓厚的国家对外开放。 “两人外出必须结伴同行”、“不得收看非新闻影视节目”等规定逐渐取消，学习英语逐渐成为时尚。

《跟随》播出那年，英语阳陆军总医院的小战士董立正，因为英语好，登上了《新闻联播》； 日本人和世界语的事迹。

1984年，英语作为主科进入高考。 两年后，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挂钩。

在冰雪初融的岁月里，《追随》也成为人们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 在呼和浩特某酒店，服务员问花可琳：“您好，要来杯杜松子酒吗？” 伦敦女孩最终得到了一杯茶——当然，这里没有杜松子酒，服务员只是在练习他在节目中的台词。

“我希望他不明白”

1990年代初英语应该从哪里开始学，在《追随》播出10年后，华克林第一次回国。 人们仍然认得她英语应该从哪里开始学，偶尔她也很粗鲁。 街上一个年轻人对她说：“你变老了！”——仿佛在宣告一个时代。

80年代后期，大学英语四六级相继实施； 1990年，亚运会来到北京。 这个现在看来规模有限的赛事，是当时中国举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 ，掀起了新一轮的英语学习热潮。

全国看同一个节目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早在1985年国家放宽中国公民出国探亲的条件后，人们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出国，逐渐熟悉了另一个世界。 将英语学习更深入生活的应用需求，“疯狂英语”、新东方等民间英语教学机构不断兴起，热潮的暗流也初现苗头。

1993年，从美国归来的艺术家徐冰进行了一场势必引起争议的行为艺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画廊里，他让印有拉丁字母的公猪与印有中文的母猪交配。人物“天书”。

陈丹青将其解释为“既被西方惹恼，又生自己的气”。 我之所以这么理解朋友的心情，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这位1982年到美国的画家回忆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和西方交流，但我们发现他们不想和你交流，除非我们聚在一起和他们交流，和他们交流他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出国时的语言准备。太不一样了。”

查建英把中国比作一个封闭已久的村庄。 村里的人才到外地去了，发现很多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视野和想象。 两人的关系很不融洽，甚至有些紧张。

进一步交融的无奈感，随着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在民间得到了普及，剧中的台词大家都耳熟能详：“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是地狱。”

尽管伴随着“英语热”而来的是对西方世界的复杂心态，但英语在社会上越来越受欢迎。 一个标志性的声音就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李阳响亮的声音。

“千万不要辜负了国家！我最能干！我最能吃苦！我一定能成功！” 1998年张远导演拍摄的纪录片《疯狂英语》中，李阳带领同学们在晨跑中大声鼓励自己。 转眼间，他出现在了大庆市“钢铁侠”王进喜的雕像前，拍了拍身边请来的外教的肩膀，打趣道：“我们要利用廉价的外劳，对吧？外国人没什么特别的——希望他看不懂！

从狂热到焦虑

2008年新加坡导演林派克访华时，人们还对英语狂热不已，但心态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她甚至制作了一部名为 Crazy for 英语的纪录片。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辑《跟我学》，邀请杨澜、华克林担任主持人，却难以复制当年的辉煌。 新世纪以来，国家的崛起和互联网的普及同步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和观念，不仅是教学形式——就连书名也落伍了。

几乎在新版《跟我来》发布后不久，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就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英语正在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约2.5亿中国人正在学习说话英语。 作者的错误。

该机构负责人指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1960年代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口总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由于中国增长的影响，它对国际英语影响现在已经超过了英语国家。”

据该机构当时的统计，英语贡献了自 1994 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量的 5% 至 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

作为CNN和BBC的前主播和记者，林帕克经常往返于大陆和新加坡之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身边说英语的人越来越多。 这股风潮似乎在2008年达到了高潮。在老舍茶馆门口，服务员用京式英语迎接顾客。 在烤鸭店和秀水街，人们孜孜不倦地练习某种发音。 就像中国一样，因为奥运会，他们会疯狂地学习英语。”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明显患上了英语狂热症。” 帕克说。

帕克用镜头记录了那些对英语有着极大热情的无关人士。 身为中医的老太太“玛丽”正在院子里朗读，学着用英语提问； 志愿者“Jason”抓住一切机会在街上找老外练习对话； 出租车司机孟师傅为奥运会着急。 被遮阳板上毛主席的徽章照亮，他一边努力转动方向盘，一边对着收音机读例句。 他们都渴望把中国的繁荣传递给前来的人。

对英语世界的好奇和交流后产生的挫败感随着国力的增长而消退。 李阳的声音已经很大了。 北京奥运会英语口语培训总教练还在各个讲台上跑来跑去，带着父母的慈悲让观众热泪盈眶，然后说教，“我不会说英语，因为我是外国人，但是不会说中文的可怜的外国人。”

出国越来越普遍。 据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834万高中毕业生中，有近20万人因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 上海某中学骨干教师透露，全校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本科选择出国留学。

针对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英语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曾评价，这些国家普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疯狂的学习民族。 受西方文化冲击后，他们渴望快速现代化，因此疯狂学习英语； 然而，接受西方文化后所经历的痛苦调整，也让这些国家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对失去自己的母语感到非常焦虑。

当相互比例发生变化时，这种从视野到心态的调整似乎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2000年，《疯狂英语》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时座无虚席。 片尾，李洋一如既往的自信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全世界都说中文的时代”，导演张元回忆道，引得全场爆笑。

北京奥运会后，影片在里斯本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 这一次，没有人笑，“大家默默起身，紧张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