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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后开始学英语

在清朝核心地区，学习俄语的中国人早于学习英语的人。 自康熙年间，俄国就派驻北京使团，清代俄国也派留学生来学习汉语，教中国俄语。

与此同时，英法美列强还远在广州，根本得不到进入大陆的机会。 有机会和意愿学习英语只有基督徒，少数商人和买办。 这种比较的根本原因在于，沙俄在陆地上与中国接壤，英夷远隔千里海洋。 传统上重工事远轻于海防的中国王朝，自然不重视英美国家，更不会学习他们的语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组织当地讲英语的人翻译从澳门得到的外国资料，所谓“睁眼看世界”，但这种探索是非常原始和初级的。 .

因为没有英语教育就没有英语人才，所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特殊的人，比如“杨皮钦语”英语教育的鼻祖穆炳元，他原是清军的一名水兵。 鸦片战争中，他在定海海战中被俘，后随英国水手学习英语。 后来成为翻译。 而后在上海经商时，垄断了海上贸易，成为上海第一外贸巨头。 除了赚钱，穆炳远还收徒弟教英语。 学生中有后来的美国买办王小亭。 从教英语赚大钱的角度看自学英语教材，穆秉远很像晚清时期的俞敏洪。

由于缺乏外语人才，引发了一场中英公案，间接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辟了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 但清朝广州地方官坚称条约文本中开“口”，但并未将广州城包括在城墙之内。 英国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能进城。 英方认为，所谓“口岸”（port）不限于港口设施，开放范围包括广州市。

双方围绕进城问题争执不休，激战了很长时间。 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鲍林爵士上任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但仍无法让英国国民进入广州市。 最后，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鲍林是英国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代表，主张宪政和民权。 但满怀理想主义的他来到远东，发现一切理论都没有用自学英语教材，只能诉诸炮舰政策。

之后，英国干脆在《天津条约》中规定，从今往后，凡有文字之争，一律以英语为正义。 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 而中国自己也终于从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1862年自学英语教材，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外语英才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 在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托马斯·韦德（Thomas Wade，著名汉学家、韦德拼音的发明者）的帮助下，清政府邀请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伯登（John Burdon）到酋长。 作为首席教师，英语系成为第一外语系。 英语从一开始就受到明显的重视，这与清王朝两次遭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重创有关。 曾在通文馆教授英语名人还有将各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威廉·马丁、翻译了大量科技书籍的约翰·弗莱尔、《美国对外关系史》等。中华帝国”。 》作者何西阿莫尔斯等人。

除了同文馆，全国各地也相继设立了一批新学校。 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办学目的的学校，如上海通文馆、广州通文馆等；另一类以培养专门的军事科技人才为目的的学校，如天津电报学校、南京矿产学校、福州造船学校等，均选择英语为主或第一外语课。 大量课程完全用英语授课。 在日本NHK拍摄的近代史电视剧《荣上云》中，有一段中日海军军官用英语交流的情节。 这个情节很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日本也正处于改革之中自学英语教材，正处于急于向西方学习的“六命馆时代”。 教育和文化部长甚至提倡使用英语作为国语。 过于激进的六命馆主义迅速退潮，森友礼也被日本民族主义者痛恨，被暗杀身亡。 而向西方学习得更彻底的日本，最终成功崛起，战胜了清朝。

同文观等人着眼于精英教育，有很强的局限性。 真正让英语教育普及的是外国教会学校。 清末，教会学校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教会学校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重视英语教学。 在课堂上，不仅外教用英语授课，中国老师也用英语授课。 近代一大批在中西学上均有建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离不开这样的教学环境。

名家云集民国英语教育

从清代到民国，中国开始自发地向基层推广英语教育。 被称为“仁学制”的民国早期教育制度规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授外语（英语和日语），每周三个课时，外语中学语言是必修课，每周六到九课时，大学预科必修一门外语（英语），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也是可以的。

在“仁墟学制”中，英语教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学年制改为学分制时期，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权重中位居首位，通常并列与中国人甚至超越中国人。

民国教育部也特别重视专业英语教育教学。 1913年颁布《大学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一类的学习科目，并指出专业英语教育应包括《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念》、《历史》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欧洲现代文学史、语言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11门课程。

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教育事业因战乱受损，英语教育一度由必修变为选修百年英语教育风风雨雨，但其重要性依然不减。 许多中学英语课时往往占总课时的15%-20%，每周4节课，多则5、6节课，成为仅次于语文的主要课程。 许多县中学的英语课程都是由出国留学的国际学生选修的，其中许多人还拥有学士学位。 在大学阶段，英语是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因为很多课程都是由海外或外籍教授直接使用全英文教材讲授的。

从何炳棣等人的自传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电子词典、美剧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的外教普遍很高水平，而且很多中国老师也有突出的英语教育背景，所以很多学生的英语技能既扎实又实用。

纵观民国时期的英语教育，一大特点就是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潘家勋、辜鸿铭、钱钟书等众多“大师”的直接参与。其中，林语堂直接编着《启蒙初中英语读本》，朱光潜、梁实秋编着大学英语教材。 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民国时期的英语教师。 相比之下，现在虽然强调英语，但说到教英语，能想到的只有徐国璋、李洋、俞敏洪。

英语老师曾改教俄语

1949年，反帝旗帜高举，美国支持的新政权被推翻，英语教育陷入尴尬境地。 起初，英语教育还勉强维持，教材和教学方法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教育目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要求“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 . 1952年以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掀起了批亲美、崇美、惧美的群众运动，直接给英语教育蒙上了阴影。 一时间，学习敌人的语言是不爱国的。 结果，英语逐渐从课堂上消失了。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各行各业迅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 俄语教育备受关注，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 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了唯一的外语，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点只剩下9个。 1954年，教育部干脆通知，从今年秋季起，初中不再开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办，初中英语教师调往其他学校。科目，或在高中教俄语。

俄语的霸主地位并没有持续多久，它的退潮甚至早于中苏蜜月期的结束。 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指出：“为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必须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要扩大外语教学，扩大重要外文图书的馆藏翻译工作。” 到1956年底，开设英语专业的高等学校已增至23所，在校学生2500余人。

英语的复兴在 1960 年代进一步加速。 1961年，教育部印发《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规定了英语教材的编写程序。 该提案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教科书应该包括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习惯，包括更多的寓言、短篇小说、神话和原著的节选。 1962年，英语正式列为高考科目，当年出版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材。 1964年，教育部根据周恩来指示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计划纲要》，其中指出：“在学校教育中，必须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学习人数英语必须大大提高。”

当时的英语教育还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据笔者父亲回忆，英语课上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因为这句话有点“英语英语”，而且还是有一些差异。 有不同的版本）”。此外，虽然俄语不再是唯一的语言，但保留了苏联式的教育理念，这导致新中国的英语教学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问题已经一直被批评。

“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然是一片混乱。 十年浩劫中，中国的英语教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与其他学科无异。

改革开放英语“一家独大”

随着改革开放，英语教育迅速恢复。 1977年，高考英语为选修题。 197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全国高考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 当时规定，虽然外语科目成绩暂不计分，仅供参考，但外语从此成为高考必修科目之一。 1979年，教育部提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逐步在重点小学和大中大城市有条件的小学开设小学外语学校，原有的11所外语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整顿恢复。 1979年至1983年，高考外语成绩分别占总分的10%、30%、50%、70%和100%。

1987年，国家教委公布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样题，并首次举办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这就是令后代大学生头疼的英语四六级题目的开端。 1989年首次举办英语。

1992年，教育部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俄语、日语教学大纲。 在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鼓励地方高校和个人编写教材。 特别是在深圳这个特区，由于小学开设英语课程，没有相应的教材，专门为特区开发了“深港版”小学英语教材。 因此，深圳青少年的英语记忆与内地有所不同。 不以“李雷、韩梅梅”（人教版教材重要角色）开头，却钟爱“丹尼斯龙”（深港版教材角色）。 2001年，教育部决定将小学英语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仁旭学制”开始，80年过去了，英语教学又回到了小学课堂。 而此时，已经进入了英语教育遍地开花、商机无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