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报客户端平新桥总编潘如龙肖国强张欣

我很早就开始学习经济学，但我并不是天生的。 从1970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的经济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上海时期（1970年代）、北京时期（80年代）和美国时期（1990年代） ). , 以及美国回国时的服役期（1998年至今）。 我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学会了教，又教又学，一边教一边学和研究。 每一步成长都有老师的指导和支持，每一步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在研究中，我们逐渐学会面对现实问题，迎接时代挑战。

上海时期（1970-1983）

1966年毕业于浙江绍兴柯桥双渡小学。 学校虽然曾经是村里的土地庙，但师资很好。 语文老师是教我们写毛笔字和临流工拳帖的李义人，还有毕业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教我们文学和修辞的田三生。 正是老师教给我的毛笔功底和作文基础，让我在编辑村墙报时名声大噪。 1970年我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正是这两项基本功微观经济学英语，让我被学校招入编辑《大批判》栏目，为我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来到中国文化重镇上海，我真的受益匪浅。 列举几位教授：冯起，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 当时没有“解放”的陈飚如，却给了我一个私人阅读清单； 1977年夏天，从清华回到哈佛大学的许怀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老师批评我的时候，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楼前的冬青树上。政教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很纯洁的人。”这句话温暖了我的一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绪禄在他的客厅里亲切地指导我如何研究章太炎。

促使我转向经济学的转折点是1972年12月至1973年5月，我被选派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织组织的《资本论》阅读班学习。 讲师均为复旦大学经济系成员。 在课堂上，《资本论》是单课，我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资本论》，使我对《资本论》有了系统的掌握。 1972年12月，周恩来总理就粮食问题作出指示。 市委写作组不得不安排人写文章宣传贯彻执行情况。 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在桂世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工业劳动力增长应与农业发展相适应》一文于1973年7月19日在《文汇报》理论版上发表，这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大概是因为发了这篇文章，毕业后才留我教政治经济学。

1978年调入上海体育学院。 离复旦大学很近，所以我开始旁听复旦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微观经济学英语，直到1983年。1980年6月，他还听了三场吴敬琏先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座当他回到母校时。 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而孕育新时代的经济学的主阵地就在北京。 1977年，我读了于光远先生关于资产阶级权利和生产力理论的论文和演讲稿，认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透彻。 我决心去北京读书。

北京大学时期（1983-1989）

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陈岱孙教授。 在陈岱孙、黎以宁、胡岱光、范家祥等老师的培养下，我补了很多课，配备了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工具。 最重要的是，这些一流经济学家的教导，让我改变了以往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中找题目做论文的方法。 相反，我面对经济现实，从经济现象中提炼问题，进行分析。 从毕业留校到被派往美国留学的四年间，在《经济研究》等国内顶级刊物发表经济学论文30余篇，出版专着2部，译着2部，共计超过160万字。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是我经济学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厉以宁老师给我们上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和《国际金融理论史》（与陈岱孙老师一起）。 他让我读了《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五本英文原著。 我全部阅读并做了笔记。 在我上课讲完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后，黎以宁和陈岱孙决定留我在北大任教。

陈岱孙老师鼓励我加强数学学习，直接指导我写硕士论文。 论文的题目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的金块争议”。 十几本英文书。 论文初稿有6万多字。 陈岱孙老师亲自修改，他在初稿上写了约8000字的批注； 二稿老公说“好多了”，但还是给了我2000字的意见。 做这篇论文，让我有了与国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者交流的信心。

留校后，我在经济管理系任系主任研究助理，李以宁任系主任。 我协助厉以宁开展了国家经济改革重大课题的研究，并开始将我在北大教授的课程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大改革相结合。 起来。 主讲的三门课程是《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公共财政学》和《微观经济学》。 企业改革是我1986年到1989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当时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是，经济改革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只要企业拥有一部分价格控制权，将部分产品的价格放开，就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是只要打开一道缝隙的门，剩下的空间就很容易处理了。 “调整”意义上的改革，让我对“边际定价”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们不必追求一般均衡，也不必追求价格的完全放开。 只要我们在边际上放开，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这也让我对西方经济学提倡基于一般均衡的“休克疗法”的做法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就这样，在厉以宁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即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涉及公司金融和公司税收。 同时，我还在北京向校外老师学习，与一些智库合作进行研究，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也结识了像吴敬琏这样的伟大经济学家。 我有一次直接去吴敬琏老师的办公室请教，还两次到他家接他去北大讲学。

因此，在这期间，影响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北大的陈岱孙、厉以宁等老师帮助我逐渐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让我面对经济研究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 其次，在校外，通过与众多研究机构的同事交流和学习，可以感知最新的经济问题，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观点。 第三，外国经济学家对我的影响与日俱增。 我开始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上寻找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意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国际交流。

美国留学回国时期（1990年代和1998年至今）

1989年底赴美，做了两年访问学者。 1992年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经济学，199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

到美国后，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见到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都是我同龄人微观经济学英语，但他们的论文却用清晰的符号直达问题的本质，简洁而深刻。 留学美国的收获主要有四个：一是学会了用数学模型做一些宏观或微观的问题； 另一种是通过计量经济学和编程课程学习数据处理的全过程； 三是去数学系 1.在统计系学习，知道数学就是数学，没有所谓的“经济数学”； 第四，明白只有阅读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才能找到自己做研究的意义所在。

我在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导师 R. Masson 是实证产业组织领域的权威。 他建议我做实证研究。 因此，笔者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调查1985年至1987年的面板数据，对“软预算约束”的“软性”体现在哪里进行了研究。 用数据测度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程度及其变化[J]. 本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回国后，我的研究已经初步数字化，对以前的问题会有新的发现。 我可以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出发，做出经济研究成果，为国家发展服务。 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兴趣。 专注于。 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 对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的研究，我贡献了一个理论模型，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关于国有企业为什么实行委托代理合同总是失败的问题，我发现国有企业的制度本身就排斥市场合同，所以做了实证研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二是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和国际贸易中的产业组织问题。 这方面已有定量研究成果微观经济学英语，发表论文数十篇。 市场机制分为价格机制和产业组织两个层次。 产业组织是软组织。 西方经济中的产业组织积累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 不要让错误的政策毁掉产业组织。 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三是做好财税改革研究。 通过数据实证研究，分析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包括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 先后完成国家社科、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100余篇思想生活⑦丨经济学是社会医学，部分在国外发表，出版著作和译着10余部，总字数300万余字。 研究没有止境，总会有新的信息和新的现象出现，所以我的研究会不断更新。

此外，我还要回报北大、华东师范大学等母校长期以来对我的培养。 一种回馈方式是为本科教学做出贡献。 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 2001年编出版的第一版《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已再版32次，至今仍在推销，影响着青年学生。 在我有生之年，我还将编写新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和其他教材和著作，力争活到老，学到老，人生和奋斗不息。

总结一下我的经济学生涯，我有几点体会：

1、一个人进步的机会总会有的，关键是去争取，去寻找。 任何人群中，必有你的老师，关键是要认清。 即使你是草根也不要气馁。 即使身处偏远地区，如果捡到一张旧报纸，也值得仔细阅读并“吞下”上面的文字。

2、经济学要着眼大局，从小事做起，从小事看大事。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小切口，你将无处可去。

3、做研究和写论文要100%认真，一定要做真知，因为那一刻的思想结晶往往会成为永恒，唯有美好的东西才会不朽。

4.世界的本质是数。 效率源于数字化，利润源于数字化。 近百年来，医学的数字化大大提高了治疗水平，从而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 经济学是社会医学。 为了准确诊断和管理经济中发生的疾病的药物，需要数字化。 数字化将大大提高人类的幸福水平。 不重视数字化的经济系将被淘汰。

5、读书要联系实际。 强调实践和实际信息，阅读大量经济文献可能不如运行简单的数据回归。 因为实际问题总是超越书本知识的。 阅读文献未必会产生想法而迷失方向，但可以从数据回归的结果中发现新现象，而新发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党和组织的培养，我真的不放过任何一个上进的机会。 进步是“一条链”。 一步一步走好，走得稳，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名人传记： 平新桥，1954年生，浙江绍兴柯桥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大学，北京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2015年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2007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98年获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财税改革、产业结构转型等领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和产业组织。 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出版专着、译着20余部。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