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厂工作快22年了，最近我正式向部门领导和HR提交了退休申请，华为可能是我经历过的唯一一个职场，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职业历程，给自己做一个总结，未来我会调整好身体，学习新的知识，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回想起加入华为的时光，记忆犹新，来华为工作是一个我不后悔的选择，只是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呆这么久。

时间回到2000年的校园招聘，我即将博士毕业，面临选择。导师说我性格不适合社会，太严肃，希望我留在学校跟他做科研，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但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读了20多年书，希望能尽快挣钱回报家庭。作为农村多子女家庭的长子，父母对我的期望最高。

校园招聘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唐和华为的offer，还参加了朗讯贝尔实验室的面试，面试地点是当时洪山区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贝尔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是一家外企，面试官告诉我还有健身补贴，我觉得很人性化。不过因为口语英语太差，专业也不是通信专业，所以最后没能进入面试。

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因祸得福。后来，IT泡沫破灭，贝尔实验室倒闭了。当初，我也曾提出过要求，因为老婆在北京，所以必须去北京。华为招聘人员的专业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哪怕是在午休时间提问，他们也乐意放下饭盒，耐心解答，专业精神让人感动。我觉得这样的公司一定很有竞争力。签合同的时候，我特别感谢了招聘人员，她说“你能工作五年，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现在看来深圳英语口语培训，我信守了诺言，做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羞于谈起我在华为的工作，认为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最后却去了一家没有保障、没有地位的私企。在他看来，还不如回到家乡，去九院工作。当时九院为了招揽医生，不仅发放安置费，还分配住房，但我还是坚持选择了华为。一是华为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热情和创业精神很有吸引力；二是​​5500元的起薪，对我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们可以笑我不谙世事）。我记得在签约仪式上深圳英语口语培训，时任副校长洪天峰到学校来和我们交谈，洪老师还拿着精美的深圳市民中心规划画册跟我说，在深圳生活多好，何必去北京？

那时我入职后到深圳进行团队培训，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特区，第一次看到深南大道这么宽，高速路上车流畅通，一点都不堵车，不禁感叹特区的规划真是前瞻；第一次发现明信片上的蓝天白云是真的，皮鞋穿一周都不用掸掸灰尘。当然7月也热，但公交车全是空调，但票价贵得六七元。培训在石燕湖（宝安），公司在科技园（南山），进城要查通行证。现在想想，那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光，吃得好，没有项目压力，每天跑操上课，晚上看电影写感想。

公司当时有两个重大战略项目：上海的无线，北京的数据通信。我有幸被分配到数据通信，从事核心路由器的8011项目。当时北研所刚搬到上地七街的华为大厦，很偏僻，难得有365路公交车在上地五街转。记得第一次从蓟门桥打车去研究所，司机要走清华—体育大路线，我们担心绕路，就要求走西苑—农大路线。结果我们越走越远，走在马连洼北路这种看上去像村道的地方，心里一阵冰冷。报到当天，干部部的MM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后，主任孙业林就和大家交流了。具体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就是他在华为的成长经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亲身经历，用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大家，但是他说的话却让我热血沸腾，想要早日奔赴战场立下战功。

之后，各部门负责人陆续来接自己的员工，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网管部负责人石勇把我带走了，在沟通中，他发现我是搞硬件的，就把我送回去了（其实我当时也说过“如果你们需要我做软件，我也可以学”，但我猜他更希望找一个适合的人，能快速上手）。然后网控硬件部的蒋建平来接我，直接把我带到了徐振华那里（后来才知道他是8011产品的硬件经理），然后老徐又把我带到了LPU（线路处理单元）线卡项目经理于东海那里。就这样，我进入了项目，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试用期。

当时8011要实现最高端口速率POS（基于SDH/SONET的封装报文）2.5G，现在数通公司动辄都是400G、800G，甚至是大热的3.2T芯片输出，肯定觉得2.5G太低了，但那时候家庭还用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端口带宽是以M为单位来衡量的。老余就安排1999年入职的董伟做我的导师，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一个用I公司网络处理器的alpha客户，所以就安排我去了解NP（网络处理器），编写硬件相关的微代码，让板子返厂后能支持调试、开通业务。

现在想想，我当时一个拿到芯片手册就能把data frame翻译成framework的通讯菜鸟，就是靠着“无知无畏”的精神一头扎进去的。董主任对我说，单板回来之后，你要保证尽快开通业务，不能成为整个项目组的瓶颈。说实话，当时压力挺大，要学的东西很多，于是我就一边读芯片手册，一边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在项目组例会上向大家汇报，听取大家的反馈。当时也没想结果会怎样，就是想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一下，看一遍不懂就看两遍，看两遍不行就看三遍。

还去海淀图书城买了TCP/IP红宝书补充网络知识。那时候大家年龄差不多，也没什么负担，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面子观念（老板也说了，世上只有不在乎面子的人，才能成功）。不懂的可以问身边的同事，同事之间关系也简单，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会解答。加班是常事，但我却不觉得累。后来老婆建议我们在公司附近安家，也间接大大促进了我正常的加班。大家都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儿子，所付出的一切都期盼得到。深夜加班后，老余经常会请大家到上地东里吃宵夜。这种聚餐有个规矩——最高层买单，作为新员工，我可以安心享受。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项目组里年纪最大的。

三个月的试用期，我按时写周报、月报，即使没人要求，我也发给整个项目组，要求修改。试用期过后，我进行了答辩，答辩组组长是黄国勇，负责底层软件开发部。答辩组领导让我回答了几个问题，他们应该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结果是A。很快，老余就跟我谈好了涨薪，从5500涨到6800，好像涨了1300。我突然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转正后我就成了“老员工”，没人再把我当新员工了。很快，我们的单板又回来了，大家都很喜欢，我从办公室搬到了实验室，整天跟它在一起。前面说过，因为我们是I公司的alpha客户，我们的调试注定要和I公司同步，甚至领先于他们。那时候，微码仿真器还没到货，其实就是一个通过连接NP的JTAG（联合测试行动组）接口深圳英语口语培训，可以在线调试微码的小盒子。但那东西比芯片贵，整个产品也就3-4个，分为硬件和微码，用完之后还要小心地放在保险柜里保管。所以我们开创性地在单板上设计了一排LED灯，这样通过在微码里植入点亮代码，就可以确认运行步骤和调试结果。 现在想想，很佩服老徐、老余、王重阳、蓝天、东道、梁冰、唐峰、刘晨等项目组成员（是的，当时我们项目组就8个人）的天才想法。

后来，因为不断发现芯片中隐藏的bug，一公司的专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能力，从最初的傲慢，逐渐转变为重视我们的反馈。

那时候的我满怀激情，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自发被驱使着往前走，好像除了工作就没别的事可做，简直就是开心极了。主管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纯粹，大家都对技术很痴迷，主管没有架子，非常好相处。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调整逻辑时遇到了问题，产品经理朱天文来到实验室看到，直接说要这样改，要那样改，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员工编号0311）。单板调试得差不多了，就该调试网络板了。

当我们通过华为大厦四楼的网络板ping通DMU（数据移动单元）接口的第一条消息时，我激动地欢呼起来。后来同事说，整个华为大厦都听到了我的尖叫声。因为调试，我对NP相关寄存器的定义了如指掌。做艰苦测试的陈东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夸奖我不用看手册，每次问几百个寄存器的位定义都能回答出来。我自己也没想太多，熟能生巧，当然那时候我的记忆力也超级好。

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期的调试都是基于理想场景下的功能测试，进展很快。但之后的调试才让我真正感受到做一个成功产品的难度。其中一项测试就是插拔网板的主备切换功能。我设计了主备切换流程，通过命令行切换一切正常，但插拔网板会导致网板和线卡不再同步。在尝试了几百次之后发现，不仅是主网板，备用网板也是这样。这显然不能满足商用要求（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核心路由器的高可用性是最重要的特性，自然存在插拔单板进行维护的场景）。

反馈给了I公司，但他们暂时无法给我们什么建议，因为我们的调试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为了找到原因，我开始了枯燥的插拔板卡测试，设计了一个表格来记录每一次插拔板卡的表现。系统满配了16块线卡，2块网卡，我需要从大量的寄存器、计数器的线索中尽快找到原因。同时产品也安排王重阳和刘少伟去I公司总部搭建环境同步复现定位问题。当时快过春节了，他们二话不说就接了订单赶往海外。

我不记得我插拔过电路板多少次了——肯定有几千次了。有时我很困惑，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这个问题困住了。为了尽可能找到根本原因，我听从了老同事的建议，把电路板接口的关键信号连接到示波器上进行实时监控。我拔掉一次电路板，检查一次寄存器，看一次信号。

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发现故障与接口的时钟锁相环有关。找到这个原因后，我进一步验证。我设计了一个时钟电路，识别主网板的时钟，同时提供给线卡的主、备DASL（数据对齐串行链路）接口，然后进行主、备网板的插拔测试。我用尽了能想到的所有手段，验证全部OK。一种欣喜感油然而生，“我为她浪费了一生，蓦然回首，她站在灯火阑珊处。”突然觉得前期所有的辛苦和坚持都是值得的。

在我兴奋地向老余汇报后，领导们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申请专利，建立自己的技术门槛。我们也因为NP的可编程性，成功推出了第五代路由器，比当时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在功能灵活性方面。由于我对项目的贡献，我获得了公司给予员工的最高荣誉——2002年度金牌个人奖。当时我觉得项目组的同事们那么优秀，那么努力，却把荣誉给了我这样一个新人，心里很感动。

这期间，整个公司都陷入困境（华为的冬天），涨薪一度停止，某些级别的干部甚至主动申请降薪。2002年老余跟我讨论年终奖的时候，说我是项目组最高的，大概2000多块钱。为此，我老婆回家还调侃我。很多人觉得看不到希望就走了，当时觉得不走的都是不够格☹。我也想过，如果有机会月薪10K，我一定要走。

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老余和当时的部门经理张志春，他们不但给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给我施加了业务压力，让我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做白日梦，更别说去面试了。

当时市场上已经有10G线卡了，市场部直接发邮件和工作联系表给老板，压力一下子就落在了研发上。I公司也没有下一代NP的计划。为了快速应对市场压力，产品负责人陈俊华和魏锋决定开发10G接口，让我负责快速上线和封闭开发。

从立项到组建团队，团队随时准备战斗，我感受并沉浸在“赢了一起庆祝，输了一起拼死一搏”的团队氛围中。当时软件是瓶颈，所以我就跟着黄新宇等人在基层学习写代码。

因为模块很重，硬件工程师朱倩英有一天在插拔模块的时候，把门牙都弄断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遗憾。老叶带领的逻辑团队也很给力，没费多大力气就调试成功了。那段时间真是激情四射，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下一切都水到渠成。虽然最后模块因为无法支持10G线速没能出货，但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对我们能这么快推出10G接口感到惊讶。

当时整个硬件部就只有二三十个人，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互联网，维护工作量也开始变大。可能领导觉得我是“问题杀手”，就让我负责维护团队。我不知道加班了多少个小时，解决了多少问题单。比如DMU死机、内存乱序死机等各种棘手复杂的问题都被我们一一解决了。2005年我们获得了金牌团队荣誉，团队成员分别是唐成、赵守春、吴玉良、宋继超、周文敏、黄新宇、李斌轩、蔡军、郭英。

这期间，我第一次出国做竞品测试，NE40插拔网板测试零丢包，让客户很是震惊。但在印尼，测试期间发生了恐怖袭击，我们街对面的办公室一片狼藉：碎玻璃像尖刀一样四处乱飞，扎破了桌椅，让我对当地的印象还是不好。在泰国，我到现场发现导电布脱落，造成短路、接口异常，解决了我在家无法复现问题，想不通的困惑。每次上前线，服务兄弟们都很佩服我“一到就治好病”，心里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也是客户教导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有效评估线上风险，让我养成了尊重质量、谨慎做事、如履薄冰的态度。

这期间，我们在产品线还经历了一次事故：ATM（异步传输模式）接口网络大面积异常。运营商网络事故甚至惊动了当地内阁部长。一线压力很大，产品负责人向客户道歉后直接被“拘留”。我作为问题解决负责人，自然要负责“救援”。我们成立了问题解决小组，南京的同事和无线团队李善林协调的DSP（数字信号处理）专家一起来献策。我几乎吃住都在公司。当时的领导知道要为员工承担压力，总是鼓励大家放下包袱。

但研究并不顺利，能想到的可疑点都被一一排除，研究陷入停滞。当时快到年底了，部门聚餐，山林估计是着急了，在聚餐的路上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搞定。想到我公司的NP对异常场景考虑不够，心想印尼是岛国，多是微波回传，链路上肯定充满了碎片包和异常包。但硬件测试师兄弟边勇构造了各种异常，包括插拔单板，还是无法复现问题。

不得已，我们开始进行 code review华为硬件22年：一个农村基层的成功之路，从正向排查，虽然软件也发现了一些代码 bug，但还是没能找到问题的原因，继续排查芯片和逻辑代码，虽然 code review 是个很痛苦的决定，但最终我们发现，对于消息长度字节字段定义为 0 的消息，缺少处理，一旦该字段为 0，消息处理就会死锁。

我们发现了这个隐患，但是不能100%确定是不是这个导致的。于是我们让硬测人员构造了这样的消息，在测试环境中试了一下。果然，线上场景终于重现。因为问题比较严重，我们还是不敢说，希望客户给我们一个验证的机会。经过验证，确实是这个导致的，问题顺利解决。

这也让我意识到流程不是万能的，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人的智慧。流程只能帮助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所以流程应该只是确保业务成功的工具之一，而不能本末倒置，用流程来包办一切，甚至掩盖问题。

可能因为我解决问题的出色表现，老板提拔我做了部门经理。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自己必须肩负的责任，但几年之后我意识到我可能更适合当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而不是一个合适的经理。可惜我意识到的有点晚，在此向硬件部门的XDJM（兄弟姐妹们）们致歉。

我们接手的时候，NE80/NE40已经逐渐稳定，但是新产品问题频发，当时我们忙着做各个芯片的稳定性，甚至还帮厂家稳定，自然没那么多精力去关注平台规划和能力提升，大家直接被拉到战场上去，边打边学。

有些兄弟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可能觉得没希望了就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数通第一代领军人物如陈俊华、白鹿、邓超俊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做出了VRP平台化等超前的决策和布局，接入网出身的李健亲自主持NP的自研。从之后的发展来看，正是因为这些，数通才得以走向自由。

数通的发展历程中，历经磨难，无论是核心芯片的收购，业务的剥离，还是与思科的官司，总有一群数通人不计得失，默默奉献，用心中的火焰照亮大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努力耕耘。

还记得当时陈总去香港和供应商A高层开会，要求他们解决过孔失效问题，但他们一直很嚣张。无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找数通帮忙，一起解决。供应商不靠谱，就想办法从系统上找解决办法。我们和负责微码的李小武一起，组织兄弟们创新性地设计了Atom微内核的在线故障隔离和恢复，保证故障发生时业务不受影响。

后来公司从最初摇摆不定的策略，到明确致力于数据通信，丁云来网，公司急于让数据通信走出困境，于是从核心网调来成功干部查俊、胡克文。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端到端维护的五步体系，从来料、设计、开发验证、出厂测试、互联网梳理出质量保障措施；首次明确“硬件不可能100%完好，坏了一定不能影响业务，要主动运维”。

当时为了保证交期，我在南部松山湖厂区呆了半年多，深圳的兄弟朴正杰、刘志华、李庆平、王金海等人也亲身经历了，顶住各种压力，在公司内首次实行温度巡检，恒温箱都是生产线自己购买，有问题的板子也是自己维修。

事实上，不少芯片批次问题都是在此阶段发现的，有效避免了批次召回，保证了交付质量。

还记得承接德国运营商Q的情况，Q是西欧数据通信的第一个突破点，采用的是ATM接口，但是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端口异常，长时间无法稳定。德国客户对品质要求很高，老胡让我尽快去现场搞定。

我到一线之后，服务小伙伴们抱怨说我们的产品总是出问题，这么长时间总是出问题，需要尽快给客户说明根本原因深圳英语口语培训，彻底稳定下来。我安慰一线说我来了一定会修好。后来车先生也来给大家打气。事后一线的同事告诉我，车先生临走前跟他们说：如果谢先生这次修不好，就别再回去了，评价就给C。

家人给了我好几个版本，都没能有效解决问题，我当时走投无路，一时之间又回不来，就向家人要了芯片资料，一个一个分析，突然发现是电源处理有bug，新版本要求必须把接地电阻去掉，否则芯片就会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我们的单板是早期设计的，按照参考设计就有这个电阻，我马上找家人验证，确定是根源之后，又面临一个问题，全网单板有几十块，如果等家人发货，费用巨大，而且交货周期长，根本来不及。速度才是王道。取得默契之后，我直接在合作方工厂修改单板。随着这批单板的上线，困扰Q操作人员多年的难点、复杂问题终于解决了，无论是客户还是一线兄弟都很满意。

2013年，在海外工作三年后，我回国加入网络技术规划部，负责硬件平台的技术规划。在这期间，我将数通、传输、接入产品都做了平台化的规划，不仅有架式硬件平台，还有主控底层软件平台、软转发平台。

我最自豪的是组织无线、采购，与行业伙伴供应商一起推动了25G 10km、40km在IEEE（802.3cc）的标准化和产业化。至今25GE已经成为无线前传和回传、企业、OTT（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关键速率，年出货量超过百万台。

我还和O公司的Kohichi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在OFC（光纤通信会议）或者ECOC（欧洲光通信会议）上见面，他都会把我介绍给他们公司的领导，说25GE LR、ER标准都是我制定的。

后来，对于我的发展，QIN PEIFENG在我的工作期间，Qin Peifeng建议我担任蓝色团队的首领。

我们建立了网络哨所平台，以激发所有人的策略和技术，而不是蓝军特殊预算，我们开发并验证了提示的原型（电信基础设施项目），电线（将中央计算机房重建为数据中心项目），软盒开关等，以及提供定量和特定决策的建议。

在那个时期，我很感动。

也许是因为我在蓝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建立DC（数据中心）模块行业和自我发展的建议的战略意义的文章建立了。

由于我在研发方面的经验以及我在维护方面遇到的艰辛，并受到老挝在手机上的工作的启发，我一直相信良好的产品管理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减法，如何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并花费资源来创造最大的价值。

我首先做出了以下判断：100克和400克是一代人，我们需要深入建立竞争力；

从建筑和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首次建立了模块的目标成本模型，使成本构建不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再是我的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从工业的角度体验了产品，我确实感到公司的变化。

基于专利技术的创新建立了足够的成本优势和行业控制优势。

面对客户时，我们与客户进行了稳定的措施，我们与前线，Hisilicon和Optoelectronics TDT（技术开发团队）进行了协调，并在任何时候做出了决定，最终在DCN模块中始终保持了艰难的态度。与材料技术有关的工作。

我不知道周围的工作氛围更改了，人们更多地关注了该过程，而不是试图保护自己并避免错误而不是取得成就。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会议和讨论，但最终的结果似乎都不重要。

向客户交付一项任务的越来越困难，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PPT谈论竞争力，这导致领导者对“高端”创新感到满意，他们被“提供宝藏”的人包围着，并证明了那些悄悄地专注于业务的人，而这是无所事事的。

回顾我在公司工作的近22年，我是一个在乡村出生的基层青年，对世界一无所知，已经能够在首都安顿下来，并努力工作以达到中年，而我不得不感谢公司提供的平台。

我认为，公司中有许多兄弟姐妹通过艰苦的学习和艰苦的工作改变了命运，并勇敢地承担了生活的责任。

在我的一些同事承担重要的管理责任之后，我不是一个可以与他人相提并论的人，他们可能会与我远离我，以避免怀疑。

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在华为工作，我会发生什么，但是生活中没有任何假设。

我希望每个人都健康。

我仍然患有听力损失，必须戴上可编程的助听器才能听到我家人的日常对话。

我记得，德国合作伙伴工厂的工人实际上被咆哮声吓坏了，当时他们没有警惕，并且在实验室中遇到了很长时间的高频噪音。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良好的态度。

无论如何，华为仍然是我尊重的工作场所，我周围有许多同事，有能力和值得钦佩的人。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