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9月3日电 问：名人周觉良：为什么他被认为是“最有资格”从事比较文学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田

两人都曾是北外有名的“一老二公公”。 与徐国章著名的《徐国章英语》和王佐良的众多著作相比，周觉良算不上学术界的活跃分子。

王佐良曾说，周觉良是最有资格搞比较文学、建立普世诗学的人，因为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那么深厚的中文基础，研究比较文学的人也没有他那么深厚的中文基础。像他一样精通外语。

周觉良曾说自己是翻译界的“杂人”。 这个“杂”字或许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晚年的周觉良。 这张笑容独特的照片被他的妻子方翔选为肖像。中新网发 周其鹏（周觉良之女）供图

《精英男人》

天津周氏家族显赫而特殊。 周觉良的曾祖父周复观曾任两江、广西总督。 其叔父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务长。 其父周树涛是著名实业家，20世纪80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觉良的十个兄弟姐妹是在书籍的包围下长大的。 他们家楼下有两间大书房，里面藏有珍贵的古籍。 这里属于禁区，不准小孩子随意出入。 三楼的三个大自习室完全对孩子们开放。 房间里的陈设就像图书馆一样，天花板上立着书箱。 周树涛规定，到了年底，每个孩子都可以列出自己想要购买的书籍清单，所有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周觉良的国学水平在同龄人中名列前茅。 不过，与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大哥周觉良不同，周觉良最终选择了英美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专业。

周觉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这届学生中王佐良、徐国章、李福宁等都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领军人物。

从二年级开始，他们要学习两个系统的课程，纵向包括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18世纪文学、19世纪文学、现代文学，横向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和文学。语言史等。中国老一辈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印度、希腊文学专家很多都拥有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本科学历，这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独特的课程规划有关。国家。

该课程计划是由前表演系系主任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制定的。 他明确表示，培养目标是造就“自由人”，让学生了解西方文明精神，熟悉西方思潮，创作中国当代文学，融会贯通东西方精神。并互相介绍和传播。

周觉良表示，余僧（吴宓小名）老师对外国文学有着广阔的视野，在本次课程方案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科毕业后，师从吴宓，并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大学英语，这或许也是周觉良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的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新社窦一轩 摄

翻译界的“猎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觉良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授。 但很长一段时间，他很少有机会教授文学课。 大部分时间，他教语言。 还多次被外交部借调担任翻译。

后来成为其弟子的王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多数教授的英式发音不同，周觉良说的是纯美式发音。

他经常被突然调动。 有时他被告知要做什么，有时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他会离开多久。 回来后，他也遵守纪律，守口如瓶。 他担任毛泽东的翻译，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他才告诉妻子方翔。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他被调往朝鲜，参与朝鲜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 他在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的专家组中，专家组中还包括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后来的“两弹一星”创始人朱光亚等人。 第二年冬天，他穿着志愿军的棉服回国。

1953年，周觉良前往朝鲜担任停战谈判翻译。

一年冬天，他随刘少奇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留下了一张他在雪地里的照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众多外国政党代表团和记者参加，他担任会议的同声传译。 1961年，陈毅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随团前往。 这是他离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两年了。

后来，周觉良告诉方翔，做政治翻译很难，尤其是口译员。 一些外国领导人说话带有口音。 当他开始翻译时，遇到了印度代表团的发言，其讲话极其难以理解文东西·人物｜名人周觉良：为什么他被认为是“最有资格”从事比较文学的人？，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也需要找到合适的词汇，把握语气，听、记、想、说。同一时间。 这种工作年纪大了是做不了的。

李肇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配到外交部。 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班，师从周觉良教授英语写作。 在他的记忆中，周老师很帅，英文字更帅。

有一次，李肇星写了一篇关于国际时局的文章。 周觉良在修改文章时告诉他，有些词用错了地方，外国人看了后不会喜欢，甚至会觉得莫名其妙。 李肇星有些尴尬地辩解道：“老师，我以前看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国际形势读得太少了。” 周觉良打断他的话：“小李在大学英语，这样说很不专业。如果你读懂了文学在大学英语，用好政治词汇应该没问题。” 多年后，已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回忆道：“周觉良先生的话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1975年，周觉良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调到外交部翻译室任副主任。 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再担任翻译。 主要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周恩来选集》第一卷的定稿。

他曾经嘲笑过自己。 几十年来，他一直是翻译行业的勤杂工。 他做过各种口译、笔译、政治、文学、外译、中译，但从来没有专攻翻译。 他对文学理论感兴趣，所以他对翻译感兴趣。 我经常关注理论，但从来没有具体做过。

1980年，周觉良离开外交部，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生甘慧婷记得，他说自己在官场从来没有感到舒服，但在书海里却如鱼得水。

如果合乎自己的意愿，又怎能做任何事呢？

20世纪80年代，迟来的学术春天到来，王佐良把头埋在书桌里。 他留下的38本书中有32本是1980年以后写的。周觉良则不然。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定下每天写多少字的大计划，只是过着悠闲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周觉良答应要在《唐诗三百首》的基础上写出《英文诗三百首》。 尽管他同意了，但他从未开始写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英语学习》杂志才要求他每期写一篇文章，而他只写了8篇文章。

王佐良曾回忆，70多岁的教授中，只有周觉良一直在给系里的学生讲授基础文学课程。 课程只是简单的“文学分析”。 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沟通。 他选了几首诗和一两本小说，提出问题，要求学生思考和分析。 他的打断和评论总是有话可说。 不烦人。

“二公”是一生的知己。 王佐良表示，和周觉良在一起感觉很舒服。 两人经常一起买书，逛完街还一起找家餐馆喝酒吃饭。 1946年夏天，他刚从昆明回到北京。 周觉良一上午都带着他去门站胡同的家家户户吃北方早餐。 那时候，他们总是一起散步，边走边聊，不怕路途遥远。 有时他们会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绕着大圈走，说个不停。

书法是周觉良一生的爱好。 他常常自己磨墨，找一张粗糙的纸，真诚地写一首诗，满意了才收起来。 他的妻子方翔说，他的字迹飘逸秀美，不谄媚不俗，不张扬，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他要靠工资养家糊口，只能靠少量的稿费来节省墨水。 一次花掉三五块钱，到处节省了一百多块钱的墨水。 他专门收藏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婺源墨汁。 不过，再小的墨水，上面也会有精美的雕刻和刻字。

他的妻子方翔说，她的丈夫是旧社会知识分子中的幸运者。 他有着清白的历史，并且对他人友善。 政治运动对他几乎没有影响。 他有一颗洁净的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坦然、坦然地面对，很少感到郁闷。

他喜欢喝葡萄酒、啤酒、朗姆酒，无论他有什么。 下课后，他经常一个人在校门外的小酒馆里喝酒。 同学们都见过他，有时会和他喝酒聊天，聊遍天下，从西南联大的旧事到文学、诗歌。

他喜欢美食，而且总是胃口很好。 他小时候，家里吃淮扬菜就很讲究。 长大后，他到处寻找美味的食物。 国家对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开始为老专家提供每月100元的补贴。 他的家人认为现在他每个月都可以去餐馆满足口腹之欲。 不幸的是，在这个制度实施之前，他就去世了。

他走得很干净。 1992年10月16日凌晨，他突然主诉胸闷。 5分钟内，救护车和医生都没有赶到，他就去世了。

老友冰心得知消息后在大学英语，发来短信：“绝梁走了，留下了沉重的躯壳。” 大哥周以良写挽联：诗海中外佳，书随晋唐； 生是悠闲的，死是潇洒的。

晚年，为学术写作，研习晚唐著名作家司空图的《诗品》。 他告诉女儿周其鹏，诗是有性格的。

周启鹏问，你的性格是什么？ 他指着《诗二十四·饶荒》：“魏兴之宅，实不规矩，拾物致富，与领导长居。松下筑屋，取之”。脱帽念诗，却知昼夜，分不清什么时候。如果合适，又如何呢？如果是自然释放出来的，就这样得到”。 他说，这就是我。 （超过）